我的父亲朱晖，出生于1926年，是一名新四军老战士。2016年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殡仪馆工作人员在他的骨灰里，发现了两枚弹片，大的3肠尘*1.5肠尘，小的3.2肠尘*1肠尘，驻守在我父亲体内长达70年......
其实在很早以前，我们就知道父亲体内有弹片，时常忧心他的身体状况，但父亲的态度却与我们截然相反，“现在我的后背还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弹孔，看起来好像繁星点点，别有一番风景......”
因为肺部留有弹片，每逢阴雨天，他总会剧烈咳嗽，而且呼吸困难。回顾过去的70年，父亲究竟是以怎样的毅力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！父亲从未与我们提起过，也从未向组织寻求帮助。
父亲鲜少提起他的过去，他的战斗故事，我是在2005年海盐县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第一次完整地听到。
1944年8月，在爷爷和父亲老师的红色熏陶下，18岁的父亲在抗日民主政府区长钱汉珊的介绍下正式加入新四军。抗日战争期间，父亲曾任新四军苏中五分区战士、新四军苏中二分区副班长等，多次与日本兵、日伪军进行战斗交锋。1946年3月，父亲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1946年7月21日，这是一个令父亲永生难忘的日子。那一天，父亲在苏北戚家庄战斗中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，身负重伤，但他凭着惊人的毅力，爬到安全地带。据父亲回忆，当时鲜血染透了他的军服，爬行的一路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红色印迹。
父亲被迅速送往战地医院救治，经过一场大手术，他的肺被切除了大部分，背部的弹片被成功取出，总算保住了性命，但是一些嵌入肺部器官组织较深，尤其是靠近心脏的弹片因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没能取出。1947年伤愈后，父亲被确定为二等甲级伤残，已经不能再返回前线参加战斗，因而就在后方医院改行学医，开始一项新的革命工作，成为一名军医。
1949年，渡江战役全面打响。当时战士渡江的装备是一艘艘小小的木船。父亲随着大部队过江，为减轻负重，加快船行速度，他将身上的毛衣扔到了江里，奋力朝着河对岸划去，头顶不时有炮弹飞落，子弹穿梭，“很多战友，出发前还在你的旁边，一回头却再也找不到了。”
转业后，父亲来到了杭州，先后在浙江省建筑工程公司、杭州半山钢铁厂医务所工作。1962年，国家进入困难时期，精简部分机构和人员。按照父亲伤残军人的情况，本不用转岗，但父亲不想搞特殊化，不愿向组织说明困难。当转岗文件下来时，他便毫不犹豫地来到了他的第二个“故乡”——海盐。
1962年的海盐，与杭州相比，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小县城，但父亲却没有丝毫抱怨。从海盐县人民医院担任医师，到沉荡卫生院投身于乡村医疗事业，他的工作地点随着国家需要而不断变化，直至1984年10月离休。
和平年代，还有多少枪林弹雨、隆隆炮火要我们去面对？几乎没有。但在办案过程中坚守正义、保持初心，面对困难永不服输，我想这是对“军功章”精神最好的继承，也是对像父亲这样的老一辈英烈最好的告慰。
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如今，我已临近退休，每当我想懈怠时，只要一想起父亲的“军功章”，心中便又充满干劲。和平来之不易，唯有持续奋斗，才能不愧先人。
